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是否正在摧毁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人们不得而知。但很多“重组世界”的理论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其中，引发最激烈争论的是中国与美国建立所谓“G2模式”，共同领导世界的理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有国家、国际组织、世界级学者甚至各国百姓。第一位提出G2理论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他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被《今日美国报》评为“全球十位改变人们生活的人物”之一。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对弗雷德•伯格斯登进行了独家专访。
环球时报：您在全球首先提出中美应建立“G2模式”，领导世界经济。今年，这一理论似乎产生了爆炸性影响。您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理论？
弗雷德：我的G2理论最早一次提出可追溯到4年前。为什么提出G2，即“中美国”的理论，因为我清楚看到了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大国。我向来认为世界上有三大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和欧盟。欧盟当前结构混乱，经常出现两种以上的声音。我认为只有美国和中国可以进行有效合作，以引领世界经济。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两大最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和美国被历史性地推到世界最前沿。与此同时，因为中美双方经济特征截然不同，使他们更需要密切合作。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我提出G2并不是要标新立异，我只是想阐明中美需要建立和谐而密切的关系。他们进而能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美国具有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中国则具有正在崛起的、蒸蒸日上的经济，这两大部分合起来占了世界经济的一半。所以中美合作不仅是强强合作，而是互补合作。我自信自己的理论能够站得住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G2理论。正如我过去说的那样，中国和美国具有低收入和高收入，西方和亚洲等不同特征，两者都是代表世界经济关键部分的领先国家。
据我所知，人们乐于接受我的理论的基本点，即中美需要密切合作，从而为世界提供行之有效的经济秩序。当然，有一些人不愿正视我的理论，他们甚至不愿谈及这一理论，原因有二：第一，一些中国朋友说，中国成为G2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还没准备成为G2；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的G2会使其他国家丧失信心，因为G2将日本和欧盟挡在门外。说实线理论时并未瞻前顾后，而只是想将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理论。除了以上两种不同政见外，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认同这种说法。
环球时报：您提出美国应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美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甚至不愿意与盟友分享领导地位，它为什么会与中国分享这一地位呢？在您提出的G2理论中，美国与中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吗？
弗雷德：你说得不错。一年前，我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呼吁美国应在世界经济问题上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参与和中国的G2组合，或与其他国家的G2组合。但我很欣赏奥巴马总统的做法。他去开G20峰会，是抱着先去听人们的想法，而不是一去就试图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他从G20峰会上敏锐捕捉和感受到美国的确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实现包括复苏经济在内的我们自身的目标。因为这是全球危机，需要全球战略，中国在刺激计划中处于领导地位。我认为美国正处于对自己和别国重新审视的心理调整期，以便接受新的领导角色带来的新挑战。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中国、美国或许还有法国或是其他一两个国家。但我敢肯定没有欧盟，当然也没有日本。日本只着眼于国内或着眼于亚洲地区。中美确实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并由此派生出许多潜能。当然可以肯定中国有许多不同点，但更有相近点。因而中美可以在某些方面携手共进。
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又是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全球经济定位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中国当然对于WTO、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老的经济组织感兴趣，愿成为它们的领军国家，并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合作以取得成功。但这些老组织的游戏规则早已界定，而新问题———尽管它们也很棘手———却与中国国家利益更加吻合。因而中美应站在一起，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并寻求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履行这些规则。
美国的确想说服中国加入美国缔造的美式秩序中。中国则以守为攻说，“我们对此秩序尚不了解，为什么这么急于要我们加入呀？”我建议双方建立更多平等的伙伴关系。我认为双方最切合实际的能在一起共事的领域是一些能合作的新领域，如全球变暖等。当然在一些老领域双方可继续发挥作用，但要使G2理论活跃起来，我认为最有希望的是处理新问题，因为新问题不存在固有束缚，双方可放手寻求对新问题的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