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1年，已步入耄耋之年的美国女人露易丝，其命运，其家族的命运，和中国纷飞的战火交织到了一起。这期间，她写下一千六百余条日记。在她笔下，既有轰炸、枪击、沦陷或反击，也有姜饼、大雪、笑脸和睡眠。露易丝就这样在女性私密的生活史中侧面记录下二战的历史车辙，以及车辙之下的日常温存。
司考维尔家三兄弟成长于中国，如今都已步入耄耋之年。老大吉姆，退休记者，居纽约长岛，年过九十；老二卡尔，退休牧师，居波士顿，也年过九十；老三汤姆，退休语言学教授，居旧金山，八十多岁了。他们的父亲司医生（弗雷德·司考维尔）曾在中国行医，留下一段传奇；他们的母亲将一家人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书，成为美国畅销作家。我因关注这一家人几十年来与中国的情缘，并据此写了散文《六个签名》，和他们成为朋友。2022年，借卡尔和汤姆到纽约长岛来为吉姆庆祝九十二岁生日的机会，我邀请三人来家里小聚。席间，吉姆告诉我，他和卡尔在整理一本祖母露易丝在中国写的日记，问我是否想看。
我当然想看了。想想那久远的年代，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平民，能有几个人留下文字？一个美国祖母在中国写的日记，必定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再由她的两位年事已高的孙儿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整理，这日记该多么珍贵。那和我隔着很远很久的文字，在光阴的流转后，来到我眼前，我会拒绝吗？
时值1930年8月，司医生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受基督教长老会委派，带着太太麦拉和四个月大的吉姆，即将离开美国去中国。他的父亲卡尔和母亲露易丝陪着他们横穿整个美国，从东部的纽约上州科特兰来到西部的西雅图。麦拉在码头上向公公卡尔道别时，见他敲着胸口说：“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至少不在这个世界上。”
第二年夏天，露易丝陪丈夫到马萨诸塞州南部的楠塔基岛度假，希望海水能够滋养他那正在衰败的心脏。卡尔外表上看起来还不错，但体内已虚弱，游泳游一会儿就没力气了。回到科特兰后，卡尔作为牧师，又为教徒忙碌起来，胸口常常疼痛却置之不理，病情越发严重了。
露易丝平常向司医生和麦拉写信时并不讲丈夫的病情，大概是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直到分别两年后才第一次提到。“父亲病了很久了……他的胸口又犯了老毛病，痛得很厉害。他打电话给医生，疼痛虽然减轻了，但他很虚弱……他不该去砍木头。”五天后，卡尔在忙碌了一天后，例行主持了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其间他大汗淋漓，双手紧紧抓住讲台，以免倒下。仪式结束后，他已是浑身又冷又湿。回到隔壁的家后，他告诉露易丝他胸痛，便上床睡觉。露易丝打电话请来医生和护士，他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都无法把他从长眠中唤醒。
露易丝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后不久，把家具存到储藏处，把许多东西送给了朋友。亲友们以为她要搬到一个比较小的公寓，她却宣布要去中国，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她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在美国过上体面的生活，却执意要到当时充满贫穷、疾病，还可能面临战争的遥远国度，去过安危未卜的生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亲友们极力劝她不要去。但她主意已定，没人能够说服她。
1932年11月3日，六十四岁的露易丝在旧金山登上邮轮秩父丸，经檀香山和横滨，于11月22日抵达上海。儿子司医生来上海把她接到他行医的地方，山东济宁。
露易丝来中国前的两年，司医生先在北京学了一年中文，然后到济宁主管教会的医院，妻子麦拉负责训练护士。医院虽小，却是济宁唯一的医院，床位远远少于病人，只有重病的患者才能住院。司医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病人身上。他们的二儿子卡尔于祖父去世前三周出生。一个卡尔离世前，另一个卡尔出生了。孙子取了祖父的名，将来也会继承他的衣钵——卡尔长大后跟祖父一样当了牧师。
1937年，司医生在回美休假、进修一年后，又携带全家来到济宁，露易丝随他们而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她的日记记录了第二次来到中国的经历，除了日常生活外，还有战争、凶险、苦难。这期间（1937-1940），她为了给年幼的孙子孙女留下永远的记忆，写了一本回忆录，描述她来中国前的人生——一个牧师和教育家的女儿，小时候经常因为嗑嗑碰碰而受伤，除了英语学得好以外，学习成绩平平，二十九岁遇见牧师卡尔，生下一个儿子，平生无大志向，无大事业，随遇而安。至于为什么敢到中国来，她在回忆录结尾有个总结：
去年夏天，我来到中国最神圣的山——泰山，站在山顶入口的拱道上，沿着来时路往下看。我想：多像生活啊！ 蜿蜒的道路，陡峭的台阶，奔腾的溪流带来的心旷神怡！ 一路是美到极致的鲜花，一转弯却又是另一番美景。……回想起来，我似乎没有参与安排自己的生活，是天父一步步为我规划好了。
卡尔保存着家族的重要文件，包括祖母的日记。他把正本交给位于费城的长老会历史学会保存，自己保留一份复印件。2021年，大哥吉姆自告奋勇，提出要把祖母的日记转录成电子版。卡尔寄给他一份复印件的复印件。吉姆家里没有电脑，每天拄着拐杖，单程步行四十分钟到图书馆，使用公用电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敲打，把这份日记转录成电子版。有些手写文字他费了老大劲才辨认出来，有些则始终辨认不出来，只好找卡尔一起猜测。卡尔负责编排，加注。两人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每天工作的时间有限，陆陆续续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日记做成电子版。
电子版日记的第一条写于1937年8月6日，出发去中国的那一天，最后一条是1941年3月21日，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一千六百多条记录，六万多个单词，相当于十万汉字。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家族后人和世人能看到他们一家的难忘经历。
卡尔回忆道，1937年第二次去中国时，他们乘的是林肯号邮轮，目的地是上海。船上有他们一家六人，祖母露易丝，父母司医生夫妇，以及吉姆、卡尔、安兄妹三人。
8月20日，据报道，日军已侵入南京，还派兵取道山东。领事馆下令外国人撤走。强烈的摇晃的巨浪导致易感的人晕船。
出发两周后，船还在海上，上海陷入了战火之中。航线被迫改变，停靠在日本神户，后来他们又到了青岛，最后到达济宁。原来三个星期的行程，变成四个多月。司医生到青岛后率先去了济宁——他最挂念的依旧是医院和病人。后来战事越来越紧张，他来青岛接回全家人。他把母亲露易丝送上最后一班列车，自己开着卡车带着家人奔赴济宁，于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4点15分到达。几天后道路被农民填成田地，以阻止日军使用。三天后，传来日本人向济宁进军的消息。这一路绕了不少路，花了不少时间，为的是避开战火。到达济宁后，无情的战火正冲着他们呼啸而来。
1月5日，凌晨4点左右，我在睡眠中，其他人被两声枪炮的巨响吵醒。很多谣传，有人说正在抵抗，中国政府的军队即将到来。
1月6日，济宁北部的房屋被（设障）了，地下室已准备好投入使用（作为避难所），士兵们正在挖战壕，可能会被敌人用来隐藏的村庄全被烧毁了。显然，（中国的防卫）策略完全改变了。（括号里的文字是卡尔的加注。）
1月7日，上午9点，听到两次重型炸药爆炸，一次在小机场，一次炸毁了我家附近那座漂亮的小桥。许多房屋的窗户都被震碎，我家只坏了两个。北部有新战斗。我热切地祈祷得到回应，安然入睡。
1月8日，自从昨天的爆炸以来，一切平静。中国人希望尽量给日军制造不便，让我们祝愿这座城市能够以某种方式得到拯救。
1月9日，一架日本飞机来了，停留了很长时间。大约11点30分，它向长老会教堂投下一些炸弹，造成严重破坏。一名看门人死亡。
1月11日，昨晚战斗又发生了，今天几乎持续不断。据说日军已入城，中国人已撤退。四架飞机，其中一个在弗雷德家附近盘旋，麦拉从医院惊恐地跑回家。
卡尔那时刚刚懂事不久，记得母亲把他们藏到地下室。此事对应着露易丝1月11日的记录：麦拉从医院惊恐地跑回家。济宁战事是国际新闻，据卡尔后来查看，《》连续三天的报道，都印证了露易丝的记录：
1月13日：“此间（汉口，蒋介石所在地）正式宣布，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国军队从山东济宁撤退。官方说，该城市被日军占领，被守卫者夺回，其后又被侵略者占领。”
1月14日：“据报道，蒋介石大元帅在山东省作战的军队今天在济宁进行了绝望但未成功的抵抗，杀死2000名日军。” （首页报道）
司家处于战火中的身姿，也许可用“飞蛾扑火”来形容。但这样说并不确切，飞蛾扑火是一种不能自主的行为，而司家人却是可以选择的。司医生为了拯救病人而来，露易丝为了和家人在一起而来。他们有选择，他们选择了危险。
我问卡尔，他的祖母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勇敢”。读了日记后，我想还得加上“从容”一词。不管是在路上听到战争的消息，还是在济宁听到真实的枪炮声，她都没有显露出一丝惊慌。她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安然入睡”，这情景让我想象联翩、印象深刻。
1月18日，大地披着洁白的外衣，很美，很难相信还有战争和苦难。据说济宁八分之七的人已经逃离。
1月31日，没有人能够形容中国人的可怜处境，他们在这里遭受如此苦难、折磨、迫害、剥夺，留下的少数人还得扛着日本国旗。
1月28日，夜间和清晨再次发生枪击。据说，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便衣人”（指八路军游击队）。据报道，有一百名日本人被杀，（中国）中央军临近。
2月14日，半夜被枪声吵醒，射击继续，时断时续，我们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弗雷德看到日本兵的尸体被运进来。
2月15日，战斗仍在继续，枪炮声不断。据报道，中国士兵完全包围了这座城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发生了战斗。据报道，许多日军被杀，北郊的平民受伤。
2月16日，战斗持续了一整夜……飞机于上午 9 点和当天晚些时候多次飞越城市上空，没有多少枪声。
2月18日，昨晚每个人都睡得很不好，枪炮一直在响……日本兵驻扎在我们的街道上，不放任何人出去，不过（允许）弗雷德去医院。
露易丝用这些文字记录了接下来济宁在日军占领下发生的情形，动荡、艰难、死亡、反抗。她还记录了司家人几个月来在动荡中的生活，司医生照常到医院看病人。直到有一天，劫难降临。
6月2日，即使没有写在日记上，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弗雷德在医院院子里被一个喝醉的日本兵开枪射击，子弹穿过他右侧的肌肉。强烈的关心和同情。情况并不严重，但他仍在医院。无法形容我们所有人的担忧和焦虑。中国人感动落泪。
这是司家在中国遇到的最为凶险的事件。司太太麦拉回到美国专门描写了此事，二儿子卡尔当时快六岁，已有记忆，后来也写文章叙述。三儿子汤姆于1979年作为受邀专家到中国任教一年，借机到济宁寻根，找到当时在现场的医院员工老李，听他讲述事情的经过，并记录下来。
根据这些记录，当时美日还没有开战，司医生在医院外挂上美国国旗，日本军方也在医院贴了告示，不许士兵入内。那天司医生在医院门口向来访的客人道别，有个喝醉的日本兵，拿着来福枪向他走来，嘴里叽里呱啦。司医生虽不懂日语，但懂得日本兵要找护士。他和两个员工缴了日本兵的枪，并从街上叫另一个日本兵（或是军官）来处理。这个后来的日本兵命令他们把枪还给喝醉的日本兵，然后离开。喝醉的日本兵愤怒了，子弹上膛，命令司医生带他去找女护士。司医生在前面带路，想绕路把日本兵带出去。日本兵从背后开了一枪，打中他，又开了一枪，没打中——因为他倒下了，然后上来对着他的头部扣动扳机。结果万幸，这一枪没响。老李和看门人乘日本兵正想把卡住的子弹退出来的机会，上去把他拉到街上，然后跑回来把门关上。子弹从身体穿过，没打中要害，司医生自己走进去找了张病房躺了下来。
这个事件不但是司家的大事，而且也传到美国，成为新闻。日本指挥官在事发半小时内下令封锁所有路口和通讯设施，但是一位德国教会的教友李兄弟恰好出现于医院，司太太麦拉灵机一动，写了个简短的报告，委托他给就近的美国领事馆报信，派一个外科医生来看司医生。当时司医生是这个医院唯一能做外科的医生，但他自己成了病人。李兄弟在封锁前骑着自行车离开，第二天果然有一位格林医生从外地赶来看护司医生。消息就这样传出去，《》于6月7日刊发了一条消息，题为《美国医生被日本士兵枪击》，除了报道司医生为了保护女护士被日本兵枪击受伤外，还称美国官员正关注事态的发展，准备与日本政府交涉。
几十年后，卡尔回想起父亲的遭遇，还是觉得后怕。他说：“如果第三次射击成功，我们就会失去父亲，悲痛欲绝，怀孕的母亲也会离开中国……我们会回到美国，但我们会住在哪里，靠什么谋生呢？”
露易丝那天的日记流露出她和一家人的情绪都大受影响。但是，当她得到消息赶到司医生的病床前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呼天抢地，而是很从容地拉起司医生的手，面带微笑。麦拉在病床的对面看着婆婆镇定的神色，心情大定，心中涌起另一种波澜——感恩，为丈夫还活着而感恩。
许多中国人络绎不绝地前来病房探望，有的是司医生的朋友，有的和他毫无交情。第二天并非礼拜天，但还是有一千多人涌进附近的教堂，感谢上帝救了他们的医生。
济宁在日军占领下，生活还得继续。露易丝的日记里记录了每天的生活片段：好天气，坏天气，她生病，儿子儿媳生病，孙子生病，和朋友来往，学习中文，教英语，读书，念书给孙子听。她的阅读量相当大，日记里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她读完了一本书，又在读另一本书。
司家的正规课程教育由司太太麦拉负责。麦拉从美国购买教材，按照正规课程给小孩上课。祖母则给他们课程外的教育——念各种书，经典读物，童书。卡尔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很快乐，每次吃姜饼很快乐，听祖母念书也很快乐。哪怕在异国他乡，在战争动乱中，他们幼小的心灵依旧得到了祖母的滋润。
祖母在日常生活中教他们做人的规矩。祖母告诉他们必须有良好的举止，并教会他们如何做。她不讲理论，而是直截了当，就事论事——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是那样做的。小孩很容易记住。
卡尔说，祖母很关心他们。小孩生病时，她会过来看望他们，带着点心来。她不是表面上热情的人，但是他们能感受到，她很体贴。卡尔说，如果有天堂，他上天堂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是祖母。虽然他也很想见父母，但是第一个想见的人是祖母。他讲不出理由，可能是小时候的记忆最为深刻吧。
问过卡尔，我问汤姆，从日记里读到什么。他说日记记录了发生在他身上，却没有保留在记忆中的事情，非常珍贵。
1月11日，昨晚11点30分，汤马斯·斯科特宝宝出生，这个消息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都去看他，发现他非常漂亮。麦拉感觉很好。由于长时间的紧张，我自己也累了。
汤马斯·斯科特就是汤姆，祖母叫他汤米。司家诞生了第四个小孩，祖母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日子里，汤米常常出现在日记里。
“参加麦拉举办的庆祝汤米满月的活动，有十三个成年人参加，除了我和麦拉之外，都是中国人。”还有，汤米百日了，汤米十个月大了，汤米过周岁生日了。
那时汤姆一岁多，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记忆。他读得兴味盎然，只是，祖母的文字中没有兴味，只有担忧。
露易丝为了参加姐姐的金婚纪念，于1941年回到美国，避免了日后被日军囚禁的遭遇。司医生和麦拉为了病人，决定留在中国。到了1943年，司家已有五个孩子，全家被日军送进了集中营。六个月后，美日交换囚禁人员，他们得以回到纽约。登陆纽约的当天，小妹妹维琪在纽约出生。战后第二年（1946年），司医生先只身先回到中国，为长老会查看哪些医院可以使用。他选择了安徽怀远的小医院安定下来，然后司太太麦拉带着六个小孩和露易丝，也于年底动身到中国。
当时汤姆七岁。他记得，一家人从纽约到旧金山，准备上船，他突然患了阑尾炎，得赶紧做手术。手术两天后，汤姆还在打青霉素，头还在痛，全家就已登上一艘军舰改成的客船了。两个哥哥为了让汤姆看得更清楚，把他抱到靠近甲板平台的大炮旁边。汤姆看着船从金门大桥底下穿过，驶向太平洋。他们在猛烈的冬季风浪中经历了疾病和晕船，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圣诞节。三个星期后，蓝色的海水变浑浊，船到了长江入海口，上海在前面了。吉姆和卡尔留在上海上高中，司医生把露易丝、麦拉和小孩们接到怀远。
到怀远后，汤姆开始注意到，七十八岁的祖母身上出现了病症。她患了帕金森病，后来发展到不能走路的程度。他记得自己在她床边度过了许多时光。
怀远是个小地方，长老会认为司医生应该到广州的大医院看病人，去医学院教课。司医生谢绝了这个建议。祖母找来父亲，问他：你喜欢教课，为什么不去？父亲说，这里刚开始，需要我，而且，不能把你留在这儿——她已经经不起长途车旅颠簸了。祖母当即拍板替父亲做了决定，去广州。怎么去？上帝自会安排，就如她认为，“天父一步步为我规划好了”。她打听到路德教会有一架飞机，司家出得起价钱，可以把他们一家载到广州。
汤姆记得一家人在附近的一个临时机场登上军用运输机C-47，祖母躺在担架上被抬上去。小飞机飞不高，好像擦着树梢飞，上下晃动得厉害。汤姆先先坐在靠近驾驶员的位置看风景，很快就觉得非常难受，不得不爬到后面。不知病重的祖母是怎么经受这一趟飞行的。到了广州，她直接被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有一天，汤姆看见一向坚忍而乐观的父亲在小书房里哭泣，陷入深深的悲痛中，他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祖母去世了，享年八十岁。此时是1948年12月2日。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六年，主要在中国度过。汤姆记得祖母葬在珠江上的一个叫沙面的小岛。祖母去世一两天后，他们一家人穿上正装，去沙面教堂参加追悼会，然后登上一艘载着祖母灵柩的河船，顺流而下，抵达左岸的英国人墓地。她葬在那里。
一两年后，广州已解放。司医生受到批判，不能再看病教课了。汤姆无忧无虑的童年世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汤姆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直到有一天，小伙伴对汤姆说：“你是美国人。”汤姆说：“我是中国人。”但是小伙伴坚持说：“你是美国人。”
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司医生一家被迫于1951年1月离开中国。司医生在中国行医二十年，战争动乱和政权更迭都没有让他改变初衷。他还想继续下去，却不得允许。
二十八年后的1979年，汤姆作为解放后首批受邀的美国专家，到天津外国语学院讲学一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子女，利用休假的机会探访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济宁、潍坊、怀远。年底，他抵达广州，即将从那里登机离开中国，临走前，他抓紧机会探访了以前居住过的地方，并寻找祖母的墓地。
沙面，昔日是外国人的居住地和指挥官的官邸，如今却建起了许多工厂。一个年轻的海关干部主动坐进他们叫的出租车，带着他们一家一家工厂找去。一个年轻女工告诉他们，墓地可能在自行车厂旁边，并挤进出租车为他们带路。天色已晚，自行车厂的夜班经理告诉他们，墓地在水泥厂，并骑着自行车为他们领路。海关干部、年轻女工和夜班经理帮汤姆一起说服水泥厂的守门人开门。汤姆一家人的举动引得一群好奇的当地人跟在后面，他们也发声支持，守门人终于同意让他们进去。汤姆拿着手电找到一些墓碑的残片，上有英文，但不是祖母的名字。经过一番寻找，汤姆终于明白，即使是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他也再无法找到祖母的墓了。
露易丝的尸骨已无迹可寻。因为无迹可寻，也就不可能迁移，而是长留下来。要么在土地里，要么在河水里，要么在空气里，总之，她长留在中国了。她为司家，在这块他们奉献了二十年大好年华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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