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利瓦诺夫的改革触及了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与责难。加之其只注重结果不在意过程的个人风格，令他的处境变得不妙。
即便在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内，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同样遭到党内同志的批评。2012年底，为报复美国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俄罗斯杜马三读通过了《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而利瓦诺夫是第一个对该法案提出质疑的政府高官。他在自己的微博中发表评论称，这种“以牙还牙”的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受害的是俄罗斯无人收养的儿童。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抨击，认为利瓦诺夫无异于承认他所领导的部门“不能尽职尽责”。按照分工，儿童教育、监护工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本应由教育科学部负责，正是由于教科部工作不力才导致出现这种局面。
一系列的不利因素，使利瓦诺夫及领导的教科部陷入被动局面。进入4月，利瓦诺夫的支持率降至谷底，要求利瓦诺夫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4月17日，梅德韦杰夫总理向国家杜马做工作报告时，自由议员打断总理讲话要求利瓦诺夫辞职。梅德韦杰夫力挺利瓦诺夫，说“部长不是卢布，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结果，梅德韦杰夫为利瓦诺夫的辩解反而更加激起了议员们的怒火。随后，全俄人民阵线以及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所有四个政党党团以不受民众欢迎、破坏教育体系和无法同科学界建立联系为由，发起了要求利瓦诺夫辞职的签名活动。只要征集到10万个以上的签名，政府就必需“听从人民的意愿”。有评论认为，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能够达成如此一致意见的共同行动并不多见。
此外，在俄教科部治理文凭造假的同时，俄教科部官员也遭到了反治理，成为治理整顿文凭造假运动的牺牲品。莫斯科师范大学论文造假事件被揭露后，俄罗斯总检察院也迅速展开调查。调查发现，2012年隶属于俄罗斯教科部的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团共非法发放了1323份博士证书；尽管俄教科部此前已发现作弊现象，却没有采取措施取消非法授予的学位。因为此事，俄教科部6名官员被解职，另有2名被降职。利瓦诺夫的得力干将——俄教科部副部长伊戈尔?费久金，被俄国家杜马副主席、自由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举报涉嫌文凭造假，于5月份被迫辞职。而举报者日里诺夫斯基曾因自己的学历真假问题被教科部官员调查过。
俗话说，祸不单行。今年夏天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期间，大范围舞弊事件再次引起社会关于取消国家统一考试的争论，俄教科部也因此备受指责。俄罗斯教育监管局局长穆拉维约夫日前已被解职。对本就举步维艰的利瓦诺夫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然而，改革者利瓦诺夫并未因此止步。他坚信，无论怎样，俄罗斯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深化下去，否则没有未来。
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过：“倘若你在为改革家的思想如此激进而不解时，最好到他成长的漫漫历程中寻找答案”。从利瓦诺夫18岁那年进入莫斯科钢铁冶金学院学习开始，已经过去28年；扣除他前后在教科部任职的4年，有24年是在“钢院”度过的。或许在“钢院”，我们能够搜寻到其激进改革思想的衍生轨迹。
2012年10月，笔者曾陪同国内学者到莫斯科钢铁冶金学院学术交流，接待我们的是该校负责学术活动的副校长蒂莫西?爱德华?奥康纳(Timothy Edward O’Connor)，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副校长先生并不是俄罗斯人。
开朗幽默的奥康纳先生用俄语向我们介绍说，他是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的地道美国人，后在北爱荷华大学教授俄罗斯历史。2009年8月，当时的“钢院”校长利瓦诺夫将他高薪聘请为学校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奥康纳上任以来的4年间在“钢院”实施了多项改革，在学校内部反应是比较正面的。比如：在他倡导下，“钢院”为一些专业同时设立了全部使用英语授课的“英语班”，“英语班”的大部分学生系来自亚洲、非洲等地的国际生源，使用西方教材，目的是为了扩大生源而创收。奥康纳还通过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私人关系，为“钢院”的学者赴美进修打开通道；通过游说美国的大企业和基金会，为“钢院”争取到可观的科研经费。
为挽救风雨飘摇中的超级大国——苏联，各种改革主张、改革思潮、新思维不断出现，受影响的也不仅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其中不少改革主张来自高等院校的精英们，他们为争取支持者首先在学生中间鼓吹自己的主张；思想活跃、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理想又把这些主张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大学及科研院所逐步进入到改革的核心区，“钢院”自然也在其中。
虽然“钢院”是所工科院校，可却有着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传统。1986年戈尔巴乔夫抛出了《改革与新思维》，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搞私有化、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及非政治化。对于一年级大学生利瓦诺夫来说，《新思维》打破了以往沉闷的、一成不变的说教，以新颖的形式给人以希望。据了解他的俄国朋友向笔者介绍，当时的“钢院”经常举办各种关乎改革的讲座、演讲、沙龙，而年轻的利瓦诺夫不但是其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些活动的组织者。笔者相信，苏联解体前的“改革”浪潮给“思想启蒙”阶段的利瓦诺夫注入了“改革基因”。
1992年利瓦诺夫研究生毕业留在母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俄国经济跌落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对教育、科研的资金投入大幅减少，教师、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获得了自由，生活却变得困难的人们暂时对“改革”失去了兴趣，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必要性。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利瓦诺夫暂时变得低调，业余时间多在它校兼职授课。
1997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利瓦诺夫开始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分管科研工作。哪怕是时下的俄罗斯，教育科研单位行政化现象仍很突出。“钢院”不过是个“副部级”大学，而同在列宁大街上的俄罗斯科学院却是正部级单位。距离“钢院”不远的俄罗斯科学院冶金研究所是该领域的“最高”科研单位，不论是院士评选还是科研经费划拨，“钢院”都要看“冶金所”的脸色；现体制下，“钢院”级别低、主要分工又是教学，科研上受制于“冶金所”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斯米尔诺夫教授生前曾向笔者详细介绍“钢院”与“冶金所”在科研上的合作状态，他把种种不足归咎于体制的不完善；教授一再强调，他本人与俄科学院冶金所所长康斯坦丁?索恩采夫院士是很好的朋友。
前文曾提到2005年利瓦诺夫做副部长时即着手对俄科学院进行改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在“公报私仇”吗？
我们倒是有理由认为，2009年对蒂莫西?爱德华?奥康纳副校长的成功引进，坚定了2012年利瓦诺夫部长出台“引进外国优秀教师”的改革措施。笔者注意到，利瓦诺夫部长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有利瓦诺夫校长在“钢院”改革的影子。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先将改革措施放在小范围内实验；取得成功后再行推广，本来是合乎逻辑的成熟之举。但是，曾经在小范围偶然成功的个案生硬地拿到大范围去推广，就不一定明智了。
笔者曾在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工学院与俄国同行谈起引进“洋校长”现象时，多数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通过高薪吸引西方国家优秀教师来俄国执教的改革无法在全国推广。一方面，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大学没有条件提供高薪；另一方面，这会挫伤俄国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毕竟大部分工作要靠俄国教师完成。
利瓦诺夫在“钢院”的长期实践工作中所形成的改革思想已经成为指导他进行全国科教改革的理论基础，。然而，他在“钢院”改革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全国科教改革同样能够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