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世纪初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和哈布斯堡统治集团的危机频现，捷克/波西米亚人跟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开始追求自己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由此开启了19世纪中叶捷克与斯洛伐克争取
1848年1月，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爆发了革命。同年2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腓力（即路易·菲利普一世）的政府被推翻，国王也被迫退位，路障出现在巴黎街头，法国人宣布成立共和国。
这次革命暴力行动引发了3月席卷欧洲的起义，当时群众占据街头，希望改变社会和政治现状。由于这些社会巨变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许多欧洲国家首都，所以1848年革命也被称之为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或人民之春（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
1848革命是一场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国家之大，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而这些翻天覆地变动的消息也同样促进了捷克的革命，捷克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团体，包括著名的作家卡列尔·纳、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和叶马纽耶耳·阿诺德等人在内，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接受了革命的民主思想。
而当法国的二月事件消息传到捷克的时候，他们开始鼓励人民行动起来。民族组织“波西米亚呼吁”于1848年3月11日在布拉格新城的圣瓦茨拉夫浴池大厅召集了布拉格人民的一次重要集会，商讨向皇帝提出请愿书。
这个“波西米亚呼吁”组织主要由中产阶级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创建，目标是从帝国政府的集中化权力中解放波西米亚国土，不过这个团体下的一个小集团宣扬更加激进和民主的理想。
于是在帕拉茨基和青年记者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博罗夫斯基的领导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于3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重申了波西米亚领土的统一并且要求通过波西米亚地方议会和代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奥属西里西亚的共同议会获得更大的自治。
请愿者主要是小商人、工人和学生，表明人民成分占据优势，请愿者要求废除所有残留的劳役规定，达成捷克人和日耳曼人的公民平等以及准予基本自由。后来在资产阶级和一些贵族代表的压力下，请愿书纲领中剔除了所有激进的社会要求的内容，着重提出一些民族要求，例如在官署和学校中使用捷克文，建立捷克自治机关等。
随后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维也纳，向帝国政府呈送请愿书。虽然圣瓦茨拉夫委员会的自由资产阶级，满足于斐迪南五世皇帝在答复请愿书时对他们所作的含糊其词的许诺，但此时帝都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
3月13—15日，首都维也纳由学生主导的街头活动早已改变了首都的政治环境：他们推翻了，逼迫首相梅特涅辞职，皇帝也对宪法、选举大会和停止审查制度进行了承诺。
而在首都打倒了梅特涅并宣布实行宪法后，奥地利帝国政府发表的简短声明中，答应赋予全体居民以基本公民权利，准备召集一次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为此匈牙利的拉约什·科舒特也提交了《三月法案》。
而与匈牙利的要求相比，捷克人递交的请愿书则显得温和。捷克的代表团于3月27日回到布拉格，但其努力鲜有收获。两天之后代表团又拿出了新的请愿书：要求一个代表波西米亚王权统一国土的政府，该政府应当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团随后递交修订的请愿书至维也纳，帝国政府拖延对统一王权国土的讨论到7月的下一次会议，不过帝国政府在其他方面同意了捷克对共同议会、分离的波西米亚行政机构以及捷克人与日耳曼人的平等等要求。
然而对于许多日耳曼商波西米亚人来说，这个目标并不是波西米亚的政治统一，而是将波西米亚和奥地利包含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之内。所以到5月中旬，当政府正在就宪法进行商议之时，便再度在维也纳街头爆发。
其结果就是政府宣布一个民选议会将承担起草这份文件的职责，而帝国政府将于5月17日离开维也纳迁往因斯布鲁克。而在波西米亚，关于选举和临时政府的谈判导致了由帕拉茨基领导的温和派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同情在维也纳街头的激进分子的同样激进的学生和工匠之间的分裂。
事实上波西米亚的革命运动早就不限于布拉格一地：在乡村里农奴们都拒绝执行徭役和缴款；有些地方的农奴甚至从他们的主人手里夺走田地。虽然这些行动并不是激进派民主主义者唤醒的，但自由资产阶级还是将整个运动转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另一方面德意志资产阶级则打算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捷克地方将包括在帝国的版图中，这样就可以继承“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这样一来整个革命运动就分成两个阵营：捷克集团和德意志集团。
随后帕拉茨基受到邀请在法兰克福议会的筹备委员会上代表波西米亚，4月11日帕拉茨基在一份长篇的声明中拒绝了这个邀请，在声明中他表明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忠诚，宣布作为波西米亚人然后是斯拉夫人，他不能接受波西米亚和德意志国土之间的任何联系，除非是作为统治者之间个人联系的结果。
帕拉茨基承认在前神圣罗马帝国中波西米亚的角色，但是坚决主张作为一个与日耳曼人分离的民族，捷克人不应该成为德意志统一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奥地利和波西米亚不可以在统一的德意志名义下被分解。
为此帕拉茨基和其他捷克领导人决定反抗日耳曼人的利益和法兰克福议会，他们在布拉格主办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希望能推动奥地利帝国内的斯拉夫民族间的合作。这个会议于1848年6月2日至11日期间举行。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起草的宣言是帕拉茨基写的，他要求将这个帝国重组为一个所有民族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尊重的联邦。这份文件谴责了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压迫，并以针对各个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友爱的法国式要求作为结尾。
同时奥地利将军温狄什格莱兹（即阿尔弗雷德·冯·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也奉命来“维持秩序”，但温狄什格莱兹是一个露骨的反动派信徒，甚至连捷克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能接受他，他的到来被认作是最后的挑衅。所以很快他的军队和布拉格革命运动之间就发生了冲突，接着发展成为1848年6月12日到17日的布拉格起义！
6月12日，革命在布拉格街头爆发，在圣瓦茨拉夫广场的一次特别庆祝集会之后，大学生、工人和工匠设立路障并与温狄什格莱兹的军队发生冲突。由于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和激进的演讲者及宣传册的煽动，学生和他们的盟友要求以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名义进行革命。
由于布拉格市内早已设置了许多防御工事用来抵御奥地利军，双方就在这里发生了血战，波西米亚的军事长官温狄什格莱兹则调集军队和火炮进入布拉格周围的要地，下令炮队轰击布拉格城，试图在一次行动中驱散在6月12日之前主持群众会议和的激进分子。
大约1200名布拉格市民和500名民兵队员与温狄什格莱兹指挥下的1万名士兵对峙。最初出现在防御工事旁边的是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可是自由主义者和民防团(自由市民的武装组织)却叫人民失望了。
许多自由主义政论家不鼓励革命的手段，却哄骗他们的读者，要使他们错误地期望和平解决冲突，从而起了不良的影响。在许多外地省份里也发生了暴动。由城乡无产阶级组织的武装支援队纷纷开赴布拉格救援，但他们在途中就被帝国军队截击和消灭了。
而在旧城和新城街头接连数日的小规模战斗之后，温狄什格莱兹从城里撤出军队，并开始从赫拉德恰尼高地炮轰旧城。与此同时，帕拉茨基及温和派阻止暴力行动的努力未获成功，激进派则显然无法鼓动农民参与民族起义。
6月17日，在几天的炮击之后这座城市投降，温狄什格莱兹实施了令进行，命令逮捕起义领袖。随着布拉格的陷落，波西米亚的革命走向终结，国民委员会和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不复存在……
最终斯拉夫人会议被解散，暴动也被血腥地下去了。虽然如此，但它证明了捷克人民的革命精神并未被哈布斯堡王朝所扑灭，捷克人民决定使用武力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虽然维也纳政府充分利用了它所取得的胜利形势，趁机撤销了原来准备的捷克议会选举，只允许参加帝国议会的选举，并解散民族委员会，但它并不敢过分激怒人民群众。维也纳政府召回了温狄什格莱兹，事后也没有过于严厉地处置起义的领袖。
此时就连哈布斯堡政府也感到：假如它能继续执政的话，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最迫切的是农奴问题和徭役制，这是农村中最感不满的方面。所以1848年9月7日，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德意志人左翼自由主义议员汉斯·库德利赫提出的一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废除了农奴制以及一切货币和实物贡赋。
有赖捷克自由主义代表的投票表决，徭役制随后也被废除了，但须作补偿：农民在未来若干年内担负赎买的债务。封建主由此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本，把他们的半封建的地产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但议会并未实现它的最主要任务：公布宪法……
1848年8月，斐迪南和帝国政府在7月22日召开的帝国议会的邀请下重回维也纳，因为温狄什格莱兹在波西米亚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北部的胜利已经将趋势转向有利于反革命的一边。随后的一个月，奥地利人在约西普·耶拉契奇男爵率领的克罗地亚军队的协作下入侵匈牙利，试图科舒特和匈牙利人的“合法革命”。
而当匈牙利人尝试将他们的案例带到帝国议会之时，捷克人领导多数派拒绝听证会的请求。然而维也纳的激进派支持匈牙利自治甚至是独立事业，在10月6日当局试图派遣维也纳军事卫队与匈牙利人作战时，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
1848年10月，维也纳又发生了一次革命，随着城市陷入混乱，皇帝和他的朝廷又一次逃出了维也纳，国会迁往摩拉维亚的克罗麦里兹城。只有极少数激进派民主主义议员留下来了；多数捷克右翼代表都一起逃往克罗麦里兹，他们在那里采取了反对维也纳革命的立场。
捷克自由主义代表们总是认为，捷克民族的利益是与王朝以及皇帝的利益一致的，他们以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服务可以换取承认捷克民族权利。他们却没有看到，捷克民族的利益同革命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此时温狄什格莱兹和军队正在街头与激进分子血战，并于这个月底重新获得帝国首都的控制权。由于维也纳形势的不确定，斐迪南重新安置帝国议会到摩拉维亚的克罗梅日什，在那里宪法的审议在11月继续。然而最终帝国议会和宪法都成为一次失败革命的牺牲品，因为新的行政机构试图撤销革命的几个月期间所准予的改革。
1848年11月27日，温狄什格莱兹的妹夫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承担了首相的职责，鲁道夫·施塔迪翁担任内务大臣，亚历山大·巴赫担任司法大臣。帝国随后在12月2日经历了一次君主权力的转移，斐迪南一世退位，让位给了他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而在国会批准甚至算是比较稳健的新宪法之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就解散了克罗麦里兹国会。皇帝未经国会的同意，就单独公布了一个被删改得支离破碎的“钦定宪法”来代替这个宪法。
所以对于捷克人来说，1848—1849年的“民族之春”以激进派的被捕和受审为终结，捷克人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与帝国当局合作的政策未能产生任何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有意义的结果！
捷克领导集团中只有像卡雷尔·哈夫利切克一类的人是例外，他还将继续为公民自由和自由主义改革而斗争！至于帕拉茨基、列格尔等民族运动的关键领导人则暂时隐退，投身学术或其他活动。
哈夫利切克则于1851年12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奥地利提洛尔多年，于1855年回到布拉格后，罹患肺结核的哈夫利切克于1856年7月29日去世，他作为一名事业殉道者得到了许多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尊崇……
就在1848捷克人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也没有闲着：3月3日拉约什·科舒特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匈牙利议会发言，他提出的要求不久后成为呈送给斐迪南皇帝的《三月法案》的核心。
科舒特要求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比如劳役的废除，科舒特和议会中的其他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由男性财产持有者选举的议会和一个大臣直接向选举出的主体汇报的内阁。匈牙利将管理它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军队。
什图尔、霍贾和胡尔班等斯洛伐克民族运动领导人试图动员对递交给匈牙利行政机构的请愿书的支持。1848年3月28日，一次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的会议产生了一份温和的请愿书，要求允许在位于斯洛伐克语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的小学里使用斯洛伐克语言教课。
受维也纳革命困扰的帝国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让皇帝于4月访问普雷斯堡的议会并通过《三月法案》。而匈牙利新政府立即行动为持有土地的农民废除劳役责任，并且实行一系列的公民自由。
但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科舒特和其他匈牙利领导人并没有兴趣给予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类似的权利，所以斯洛伐克领导人于5月10—11日在斯洛伐克北部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召集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
经过更多时间的准备，胡尔班、什特凡·马尔科·达克斯内尔和其他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起草了一份14点要求的清单——《斯洛伐克民族的要求》,要求废除农奴制、拥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建立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制度。
这份请愿书还提议将匈牙利王国重组为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联邦，每个民族拥有一个通过成年人普选和平等投票而产生的地区性议会。统一的匈牙利议会将连接所有的民族，而自治的斯洛伐克民族将获得以下权利：使用斯洛伐克语作为教育和行政的语言，保留带有斯洛伐克军官编制的民兵以及在匈牙利国旗边上增加斯洛伐克民族的红色和白色。
匈牙利大臣们对斯洛伐克请愿书的反应是下令逮捕什图尔、霍贾和胡尔班，于是胡尔班离开匈牙利北部试图与其他斯拉夫人协商。什图尔就担任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斯洛伐克民族非正式代表。
7月中旬，科舒特和匈牙利议会拨出军饷给一支新的匈牙利军队——洪韦德(Honvéd),这支部队在抵挡耶拉契奇的军队方面取得初步的胜利。随着冲突的延续，什图尔、霍贾、胡尔班等人也创建了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着手建立一支由大约600名志愿兵组成的战斗力量，他们的主体是学生，并由两名捷克军官指挥。
9月19日，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宣布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独立，并要求发动民族起义支援此时正在与匈牙利人作战的志愿部队。尽管装备简陋而且缺乏有组织的支援和补给，斯洛伐克志愿兵和他们的外国同志仍于9月22日在布雷佐瓦击败了匈牙利人，接着准备在帝国政府派遣的军队抵达之后与他们进行协作。
匈牙利当局将斯洛伐克领导人归为叛国者，并且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同时对他们实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报复政策。斯洛伐克领导人于1849年3月20日在奥洛莫乌茨与皇帝会面，并且要求创建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具有议会和直接与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联系的行政机构。
4月4日，科舒特和地方议会就宣布终止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的统治，科舒特成为独立匈牙利国家的元首。而斯洛伐克忠于皇帝的声明则带来了奥地利的援助，新创建的斯洛伐克国民军投入了与洪韦德和在斯洛伐克土地上活动的游击队的战斗。
6月初，反对改革的命令10万名俄国士兵进入匈牙利，另有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由此使得战斗对于匈牙利人而言已是取胜无望。于是匈牙利于8月11日在维洛戈什向俄国人投降，结束了革命和战争时期。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他们被准予拥有行政管理机构和在小学及行政事务中使用斯洛伐克语言的权利，但是一个自治的斯洛伐克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辜负了很多人为那个目标战斗的愿望。
很多斯洛伐克领导人也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保守的马扎尔化的贵族阶层和农民都不曾支持1848一1849年的民族斗争！对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幻想破灭之后，斯洛伐克领导人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追求斯洛伐克国民计划中相信帝国管理机构。
至此1848-1849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地的革命斗争暂告一个段落，虽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没能在“民族之春”中实现彻底的独立，但也为日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埋下了火种，新的斗争还将在德意志大地上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