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中世纪，世俗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博弈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脉络。自克吕尼改革以来，教会逐渐摆脱德皇的控制，在世俗权力上开始凌驾于王权之上。从1077年的卡诺莎之行到英诺森三世对西欧各君主一系列的强硬作为，教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然而法国卡佩王朝的快速崛起以及王权的集中巩固，使得罗马教廷迎来一个比分裂的神圣罗马帝国更难缠的对手。
1285年，在腓力三世去世后，17岁的美男子腓力四世继位成为新的法王，开始了他长达29年的统治。腓力四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打击贵族，扩大王室的权益，进一步巩固了王室的力量，为法国的统一和民族意识觉醒奠定了坚实基础。
腓力四世在位期间连续多次对外用兵，扩大了法国领地。1294年腓力四世以领主名义，召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来巴黎受审，英王拒绝后，腓力四世开启了与英国的战争，并占领了加斯科尼地区。1297年腓力四世入侵弗兰德尔，了当地人民起义。同年，腓力四世击退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对东部香槟地区的进攻，迫使这些诸侯承认法国在默兹河以西的主权。
这一系列的战争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也为法国王室带来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对此，腓力四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提高国家税赋，收缴犹太人财富等，但这仍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于是腓力四世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富裕的教士阶层。腓力四世下令向法国境内的神职人员征税，如果不交税，教会财产将会被扣押，这严重触犯了教会的利益和权威。
此时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也是一位强硬的教皇，他坚持教皇至上的传统观点。针对法王这一举动，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2月颁布著名的教谕《教士不纳俗税》，禁止神职人员向政府缴税，也禁止平信徒（非神职信徒）向教会财产要求任何利益。“非法征税的统治者会被开除教籍，他们的国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
腓力四世与之前的法王态度完全不同，面对教皇的威胁，腓力四世毫不退让，并针锋相对地宣布凡法兰西王国的臣民，未经国王允许，不得将金银、货币、武器、马匹从法国流向罗马教廷，并驱逐了负责教廷财务的人员，这对罗马教会的收益造成了严重影响。
而当时，卜尼法斯八世对西西里晚祷事件斡旋失败，对其权威和地位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不适于同法王决裂牵扯更多的精力，所以此时教皇对腓力四世的态度趋于缓和，此后又发布新的圣谕称《教士不纳俗税》暂不适用于法国，腓力四世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向教会征税。1297年8月，教皇追封腓力四世的祖父路易九世为圣徒（圣路易），路易九世死于1270年，死后仅27年就被追封圣徒，这在基督教历史上十分罕见，由此可见在第一轮交锋中，教皇完全处于下峰。
1300年，卜尼法斯八世宣布本年为基督教的第一个禧年，“禧年”这个词来源于旧约的“圣年”，于是1300这年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圣年大赦，在教皇的倡导下有二十多万人前往罗马朝圣，这为罗马教廷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会对法国财政的依赖，教皇对待法王的态度日渐强硬起来。
1301年，腓力四世逮捕了一位法国主教，这位主教正好是教皇驻法国的一名代表。腓力四世指责这名主教犯下了叛国以及持异端邪说等罪。腓力四世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教会法中“只有教皇才能审判主教”的规定。
教皇要求腓力四世立即释放主教，并号召法国的主教们到罗马，审查法国国王的宗教问题。卜尼法斯八世给腓力四世发了一道诏谕，谴责了腓力四世在对待教会的问题上犯下的许多罪行，认为国王对教皇的不敬是不可理喻的，是无信仰的预兆。
诏谕传到法国后，引起了腓力四世的强烈不满，他将诏谕焚烧之后，授意他的首席顾问皮埃尔.弗洛特伪造了一份更加盛气凌人的诏书。在这封诏书中，法王模仿教皇的口吻，侮辱法国国王，强调世俗国王在一切问题上都要服从于教宗，教宗凌驾于一切之上。
通过伪造诏书，腓力四世获得了法国民众的支持，于是腓力四世于1302年4月顺势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教士、贵族和市民参加的三级会议，会议上腓力四世获得了法国三个阶层的有力支持。三级会议各个等级分别写信给教皇，申明国王只服从上帝，教皇不得干涉法国的任何内政。
卜尼法斯八世得知法王伪造诏书后，怒斥后者道德败坏，遂发布《一圣通谕》，重申教皇拥有高于世俗君主的最高权力，并预言其不得善终，结果一语成谶，当然这是后话了。
《一圣通谕》对腓力四世而言无疑一份战争宣言，在与英国达成《巴黎条约》后，腓力四世再次召开三级会议，会议上他捏造了卜尼法斯八世犯有陷害主教、亵渎天主、神职买卖、生活、迷信魔术、谋杀前任教宗等一系列罪状，这些捏造的罪名无一例外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不是一个合法的教皇。
卜尼法斯八世对这些莫须有的指控予以强烈谴责，并决定于1303年9月8日圣母圣诞节这天宣布对法王革除教籍的绝罚并罢免其王位。腓力四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前一天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潜入意大利，突袭教皇所居住的阿纳尼城堡，并拘捕了教皇。
据卜尼法斯传记记载，教皇并没有像某些史书描写地那样惊慌失措，当时卜尼法斯紧握十字架，正襟危坐，临危不惧，维持了他作为教皇的形象和尊严。
然而雇佣军中有教皇的仇敌，他们剥去了教皇的皇冠和法衣，甚至殴打了教皇，这是对一个人极大的侮辱，何况作为基督教精神领袖的教皇。
雇佣军原本打算将教皇挟持到巴黎受审，然而当地的骑士和民众闻讯赶来将雇佣军团团围住。雇佣军无奈将教皇释放。
在阿纳尼民众的护送下，卜尼法斯八世返回罗马，然而受此打击的教皇几乎精神崩溃，在返回罗马两个月后便羞愤而死，他的死是标志教皇权威衰落的转折点。
卜尼法斯去世后，当时参与营救卜尼法斯的一位枢机主教（也是当时的多明我会总会长）被选为新教皇，是为本笃十一世。本笃十一世上台后，罗马城的形势十分混乱和危险，所以本笃十一世便逃到了罗马附近的另一座城市佩鲁贾，但只过了九个月本笃十一世便离奇死亡。
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强力干涉下，枢机主教在里昂召开教皇选举会议，并推举法王的好友法国波尔多主教为新教皇，也就是本文的另一位主角克莱芒五世。
克莱芒五世由于身患癌症，且迫于法王的压力并没有到罗马加冕，而是选择了法国南部城市里昂。此后，克莱芒五世虽然有意返回罗马，但此时的罗马局势动荡，城内反叛势力一直没有停歇。终于在1309年，克莱芒在腓力四世的胁迫下将教廷搬到了距离里昂不远的小城阿维尼翁，开启了长达七十年之久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
克莱芒五世在担任教皇期间，共任命了24位枢机主教，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法国人。他在位期间对法王十分尊敬，不仅同意法国国王有权向教会和神职人员征税，还宣布解散拥有大量财产的圣殿骑士团，任命法国国王指定的人为大主教，克莱芒五世在位期间几乎对法王言听计从，唯一没有妥协的地方就是拒绝法王审判卜尼法斯八世。
迫于法王压力解散圣殿骑士团，并烧死大量骑士团成员成为克莱芒五世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也为他的权威、地位、名誉以及心灵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对于无力解救骑士团深感自责，终于在骑士团覆亡后的两个月后也郁郁而终。
然而教廷受法王节制的日子并没有过去，此后先后又有六任教皇在阿维尼翁度过，这六位教皇与克莱芒五世一样无一例外都是法国人。在此期间任命的134位枢机主教中，至少有112位都是法国人，此前无论是教皇还是枢机主教的人数，都是意大利人占绝对优势。教廷在这七十年间失去了克吕尼改革期间的独立性和崇高性，教廷俨然成了法国的教廷，成为了法王属下的宗教事务管理局。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意大利圣女佳琳的敦促之下，排除了种种困难，终于再次返回罗马，结束了整整70年的阿维尼翁流亡岁月。
然而在返回罗马的第二年，格里高利十一世便去世，教廷再次发生分裂，罗马主教选举了意大利人乌尔班六世为教皇，而法国主教则选举了瑞士人克莱芒七世，不久克莱芒七世便在法国主教们的支持下，再次返回了阿维尼翁，从此又拉开了长达四十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
从“阿维尼翁之囚”这个事件的名字来看，好像是说教廷在这70年的时间里失去了自由，沦为了法王的附庸甚至是傀儡，然而很多后世之人都过分夸大了这次事件对教廷的影响。根据一些历史记载，在阿维尼翁的这七十年间，教廷在财政收入、税负、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仍然保持正常的运转，仍然能够对英、法、德、西等基督教国家施加强大的影响力。
而阿维尼翁虽然现在属于法国而在当时却是教皇国的一部分领地。在13世纪末，当时的教皇就从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一世手中买下了阿维尼翁城。所以，阿维尼翁一直属于罗马教皇的领地或者说财产，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教廷只是从罗马迁往了教皇国的另外一处领地，相当于我们现在换了一个首都一样，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迁到了法国境内，更谈不上成为法王的“囚徒”。
而从腓力四世死后，法国在很短时间内更换了三个法王，国内局势并不稳定，所以对教皇的影响已经很弱，之所以教皇不顾罗马市民的呼吁返回罗马，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罗马城内派系纷争，反叛势力依然存在以及台伯河洪水和瘟疫等自然灾害严重等。相比罗马，阿维尼翁形势比较稳定，教廷对局势的掌控比较方便，且阿维尼翁位于商业和贸易路线上，可以为教廷带来更多的财富。
但无论如何，七十年的流亡岁月对于教廷的权威和统治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今后的西方教会大分裂以及不久后宗教改革埋下了种子。